默認卷(ZC) 唐朝的謊話政治——你能相信蝗蟲不吃莊稼嗎?

《資治通鑒》記載,唐僖宗乾符二年(875)的秋天,大批蝗蟲,自東而西,飛襲而來,蝗群遮天蔽日,所過之處,一片赤地,一切綠色的植物都給啃了個精光。《新唐書》對於這次黃河流域的蝗災,也有記載:“乾符二年,蝗自東而西蔽天。”

京兆尹,也就是首都市長楊知至,上了一本,奏稱:“這次蝗災,全國波及,托皇上的恩庇,獨我們京畿一帶,蝗蟲雖然也飛來了,可它們不吃莊稼,一隻隻都抱著荊棘而死亡了。”在朝的宰相們、大臣們,互相為之祝賀。

蝗蟲不吃莊稼,滿朝彈冠相慶,這場麵實在有點匪夷所思。

蝗災,在《新唐書》中,記錄在冊者共十八次。從唐高祖的武德六年,到唐太宗李世民的貞觀二年、三年、二十一年,都發生相當範圍的蝗災。唐文宗李昂開成年號期間,共五年,隔一年就要鬨一次蝗蟲,遍及全國,禍害無窮。“元年夏,鎮州、河中蝗。二年六月,魏博、昭義、淄青、滄州、兗海、河南蝗。三年秋,河南、河北鎮定等州蝗,草木葉皆儘。五年夏,幽、魏、博、鄲、曹、濮、滄、齊、德、淄、青、兗、海、河陽、淮南、虢、陳、許、汝等州螟蝗害稼。占曰:‘國多邪人,朝無忠臣,居位食祿,如蟲與民爭食,故比年蟲蝗。’”

最後的這個“占”,正是遭難不淺的老百姓,用這種求神問卜、訴諸上蒼的方式,宣泄怨恨;也是對“不作為”的統治者和各級官僚的一種詛咒。在史官眼裡,出現蝗蟲殘民的災難,“若無功而祿者然,皆貪撓之所生,先儒以為人主失禮煩苛,則旱魚螺變為蟲蝗。”看起來,禍害莊稼、顆粒無收的蝗蟲,與強拿硬索、殘酷剝削的官員,在與民爭食上,在吞噬民脂民膏上,在無顧百姓死活上,官員和蝗蟲,本質上是相同的。

曆朝曆代,都不乏蝗災,唐朝當然不能例外。不過,同是在都城長安發生的蝗災,貞觀二年六月,“京畿旱蝗”,唐太宗李世民就不是不作為,而是身體力行地“作為”的:“在苑中掇蝗祝之曰:‘人以穀為命,百姓有過,在予一人,但當蝕我,無害百姓。’將吞之,侍臣懼帝致疾,遽以為諫。帝曰:‘所冀移災朕躬,何疾之避?’遂吞之。”至少,他把蝗蟲給京畿百姓造成的災害,放在心中。不可能像這位京兆尹,在朝廷上掀起這種不倫不類的黑色幽默的場麵。

開元四年,山東螟蝗害稼,宰相姚崇分遣禦史,督催各道、州、府,捕而埋之。這種積極的撲滅政策,遭到地方官員的抵製。認為十六國時期的漢國國君劉聰,也曾下令用捕殺的方法除蝗,結果越除越多,為害滋深。姚崇是位賢相,他駁斥這些不儘力除蝗的地方乾部:“劉聰偽主,德不勝妖,今日聖朝,妖不勝德。古之良守,蝗蟲避境,若言修德可免,彼豈無德致然?今坐看食苗,忍而不救,因此饑饉,將何以安?”姚崇堅決實行對蝗蟲的撲滅埋瘞之法,比李世民冀以禱祝免災,更為著實有效。

可到了末世唐朝,國勢日衰,主子也好,卿相也好,再找不出來盛唐時那種直麵災難的勇氣、全力抗災的力量。隻有寄托於僥倖,寄托於幻想。而僥倖和幻想都不足以掩蓋這種滿目瘡痍的國家局麵時,就隻有寄托於謊言了。

第一,蝗蟲已把大半箇中國的禾苗一掃而光,赤地千裡,哭都來不及,何賀之有?第二,蝗蟲即使抱樹而死,也是“所至草木葉及畜毛靡有孑遺”,吃得無可再吃,給老百姓的災難,已經造成,稍有良知者,皆能明辨其誣妄,純係一派胡言,怎麼有臉在那裡開慶功會呢?

唐到僖宗,已經是氣數儘了的衰世敗象,黃巢的農民起義軍,流竄全國,弄得大唐王朝的日子很不好過。唯其不好過,就需要打腫臉充胖子,製造出一派大好形勢。

宮闕殿堂之上,山呼萬歲之中,文武百官為皇上的洪福齊天,手之舞之,足之蹈之,居然連蝗蟲見了我們大唐聖明天子,也統統絕食自殺,以謝國人了,那是多麼的光榮、多麼的偉大、多麼的值得舉國歡騰啊!楊知至笑了,在場的眾大臣也咧開嘴笑了,因為十幾歲年紀還是個頑童的僖宗笑了。在座的除那個傻小子外,大家都明白,這是一個彌天大謊,但說謊者、助謊者,所以人有恃無恐的一個根本原因,就因為僖宗需要這個謊,相信這個謊。

謊言,是政治家用來對付最高統治者的武器。

給《資治通鑒》作注的胡三省,注到這裡,回顧唐代的曆史說:“楊國忠以霖雨不害稼,韓晃以霖雨不敗鹽,今楊知至以蝗不食稼抱荊棘而死,唐之臣以矇蔽人主而成習,其來久矣!”

在最高統治者四周,其實是存在著一道包圍著他的“謊之牆”,這就是胡三省所說的唐代的謊言政治。若是這位帝王頭腦還算清醒,有這道牆還不至於高到擋住視線,那麼他還可能看到紫禁城外的真實風景,還可能聽到禦河橋外的真實聲音。若是這位帝王神誌不算清醒,這道牆就會越砌越高,那麼他就很可能隔絕於世界變化,疏遠於時代潮流。如果這位帝王鴆安宴樂,昏庸失德;如果這位帝王聲色犬馬,行屍走肉,那他就會生於牆內,死於牆中,成為曆史的垃圾。

這道牆,看不見,摸不著,但感覺得到,體會得著。唐代宦官仇士良,就是最為精通“謊之牆”的高手。二十年間,親曆順宗、憲宗、文宗、武宗四帝,他竟一點破綻也冇有出過。當他告老還鄉時,曾把他如何控製皇帝的訣竅,傳授給徒子徒孫:“天子不可令閒,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,使日新月盛,無暇更及他事,然後吾輩可以得誌。慎勿使之讀書,親近儒生,彼見前代興亡,心知憂懼,則吾輩疏斥矣。”(司馬光《資治通鑒》)

他所說到的“娛其耳目”的“目”,他所提及的“彼見前代興亡”的“見”,就是為什麼要築這道牆的緣由。有一次,李昂問當直學士周墀:“朕可方前代何主?”周墀答:“陛下堯、舜之主也。”李昂歎了口氣,對這位臣下說道:“朕豈敢比堯、舜,何如周赧、漢獻耳?”周墀大吃一驚:“彼亡國之主,豈可比聖德?”李昂最後說:“赧、獻受製於強諸侯,今朕受製於家奴,以此言之,朕殆不如!”(司馬光《資治通鑒》)這個家奴,正是仇士良。他經營的這道“謊之牆”,牢不可摧,堅不可破,弄得這位帝王奈何不得,想跳也跳不出去。

胡三省說,“唐之臣以矇蔽人主而成習,其來久矣!”其實,豈止人臣要以謊言來矇蔽人主呢?甚至連人主也需要以謊言來麻醉自己,最典型的代表人物,莫過於那個女皇帝武則天了。

這個女人當上皇帝以後,心裡總是有點不踏實,她的侄子武承嗣看到這一點。武是個不成器的小玩鬨,因其姑成為一國之主,他跟著雞犬昇天,自然要想法給姑媽解心寬。不過,此人智商不高,琢磨出來的主意,也很不高明。雇人“鑿白石為文曰:‘聖母臨人,永昌帝業。’末紫石雜藥物填之”。但武則天實在需要這種明知是謊言的東西,好用來自慰。“庚午,使雍州人唐同泰奉表獻之,稱獲之於洛水。太後喜,命其石曰‘寶圖’。擢同泰為遊擊將軍。”(司馬光《資治通鑒》)

如此拙劣的把戲,竟能大行其道,那樣一個何等精明的女人,會看不穿這種連傻子都明白的花招,可她欣然笑納,為之大張旗鼓地慶祝,為之大造輿論地宣傳。由此,武氏一朝,這種“祥瑞”的公然謊言,弄得她的臣下煩不勝煩。國人好說謊者多,好拍馬屁者更多,而中國的最高當局,好聽信謊言者多,好被人拍馬屁者更多。於是,上下結合,左右逢源,將唐朝的說謊政治推向高峰。

“太後好祥瑞,有獻白石赤文者,執政詰其異,對曰:‘以其赤心。’昭德怒曰:‘此石赤心,他石儘反邪?’襄州人胡慶以丹漆書龜腹曰:‘天子萬萬年。’詣闕獻之。昭德以刀刮儘,奏請付法。太後曰:‘此心亦無惡。’命釋之。”(司馬光《資治通鑒》)此風一開,便不可收拾了。

最為滑稽突梯者,有一個叫朱前疑的投機分子,給武則天上書,說他做了一個夢,夢見陛下壽滿八百。這當然是所謂的癡人說夢的昏話,這位女皇帝聽了以後很開心,當即賞了他一個“拾遺”的官。隨後,此人再次上書,說他又做了一個夢,夢見陛下發白再玄,齒落再生。武則天居然相信這等鬼話,提拔為駕部郎中,調到她的司機班來了。這還不算,有一次,此人出差回來,竟然上書曰:“聞嵩山呼萬歲。”因為武則天已經到了冇有謊言、無以為生的程度,“賜以緋算袋”,也就是給他掛一個功勳章的意思。

人臣矇蔽人主,人主麻醉自己,這當然也不光是唐朝纔有的政治現象。在人類社會中,在權力起到作用的政治體製中,要想完全擺脫這種人性弱點而形成的弊端,幾乎是絕無可能的。

唐德宗時的一位清廉賢明的宰相陸贄,曾經在上奏裡說過:“流俗之弊,多徇諂諛,揣所悅意則侈其言,度所惡聞則小其事,製備失所,恒病於斯。”(司馬光《資治通鑒》)因為大部分皇帝的耳朵,都患有偏聽症,喜歡聽順悅己意的話,而不願意聽到逆耳不快之言。所以,報喜不報憂,便成了帝王周圍的人的職業習慣。

說謊,不但是家常便飯,而且成了這些人的生存手段。不報憂,但憂實際存在著,怎麼辦,就要想方設法地掩飾、隱瞞,於是,隻有靠撒謊來矇蔽皇上;要報喜,而無喜可報,怎麼辦?就不得不編喜、造喜,製造喜的假象來哄騙主子,一句話,還是要靠謊言。

雖然,說謊話,是人類與生俱來的弱點之一。大概除了植物人之外,冇有人在其一生當中不曾撒過謊。但是,朝廷之上,宮禁之中,那些良心大大壞了的政治家,不說謊話,簡直就活不下去,再碰上頭腦大大壞了的統治者,冇有謊話,也是活不下去的。所以,一位西哲說過,“宮廷是謊言的黑暗淵藪”,這是一點也不錯的。

當撒謊成為做皇帝的和做臣下的對話方式時,那必然催生下列非謊不可的狀況:

一、撒謊的比不撒謊的能撈到好處;

二、撒大謊的比撒小謊的能得到更大的便宜;

三、能瞞天過海,滴水不漏,胡吹海謗,天花亂墜地撒謊,並且做到臉不紅,心不跳,麵不改色者,能把皇帝老子騙得鬼迷心竅,深信不疑,引為心腹,以作依靠者,那就達到撒謊的最高境界。

這樣的撒謊能手,還有什麼目的不能達到,還有什麼事情不能做成的呢!

唐朝從太宗時的魏征起,各代都幸而有一兩位賢相,魏征死得早,算他命大,其餘的,結果都不大好。有的更悲慘,不是殺頭,就是貶謫。這給做臣下的長了教訓,為了說真話,而付出充軍發配、滿門抄斬的代價,就不如撒謊哄皇帝開心,還能升官發財,來得實惠了。

陸贄為什麼想起來給德宗說這番話呢?也是感觸實在太深的緣故。因為在唐代曆朝大臣中,若要評選出一名謊話大王的話,這份光榮的桂冠,非他的同僚、德宗當政時的裴延齡莫屬。此人撒起謊來,真是風雲變色,天昏地暗,其玄虛離譜,其冇邊冇沿,其瞎說八道,其荒腔走板的程度,令人張口結舌,目瞪口呆,聞所未聞,心驚肉跳。而他眼皮不抬,臉皮不動,心定氣閒,胸有成竹。

撒謊,到了極限,就是一種藝術了。

德宗貞元十年(794),“上欲修神龍寺,須五十尺鬆,不可得。延齡曰:‘臣近見同州一穀,木數千株,皆可八十尺。’上曰:‘開元、天寶間,求美材於近畿猶不可得,今安得有之?’對曰:‘天生珍材,固待聖君乃出,開元天寶,何從得之?’”(司馬光《資治通鑒》)

這個裴延齡,當著大庭廣眾,言之鑿鑿,說他在山西同州一帶,發現很多高達數十丈的棟梁之材,可供陛下蓋廟建殿。這當然是鬼話連篇了。李適聽後,也犯嘀咕。他知道從他祖父那時起,建宮殿,就無法在京畿(包括山西同州)一帶找到一棵可用之材,怎麼可能出現像裴延齡所說的那種情況,難道森林可以像發豆芽菜似的,一夜之間,就能長成參天大樹?

雖然曆代皇帝,弱智者多,這也是中國有許多昏君、暴君之外,還有更多無能庸君的緣故,不過,這個德宗,至少能知道同州,即今之大荔縣,離長安不遠,屬京畿之地,從他曾祖玄宗那一輩,就難以采伐到巨材來蓋宮殿,所以表示不信,說明他還不能算最糟的庸君。

但裴延齡敢當李適的麵說謊,因為他把握住這位皇帝的弱點,好虛榮,圖聲名。“天生珍材,固待聖君乃出”,如果你堅持說同州冇有樹,那就等於承認自己不是聖君,如果你不想認為自己不是聖君,就得默認同州有樹的事實。於是,李適便被架著非當這個聖君不可。

同一年,這位說謊大王,又上奏一本:“左藏庫司多有失落,近因檢閱使置簿書,乃於糞土之中,得銀十三萬兩,其匹段雜貨百萬有餘。此皆已棄之物,即是羨餘,悉應移入雜庫,以供彆敕支用。”(司馬遷《資治通鑒》)胡三省注雲:“匹段雜貨,使在糞土之中,已應腐爛不可用,雖甚愚之人亦知其妄誕也。德宗不加之罪,延齡複何所忌憚乎!”

德宗竟然相信這類到了連常識都不顧的謊話,也真讓人咋舌。可見古往今來的皇帝,很容易被一些巧言令色的騙子包圍矇蔽,而上當,而執迷不悟,直到民不聊生,國破家亡,到斷頭台為止。丹麥的安徒生,寫過一篇《皇帝的新衣》,在外國,叫作童話,在這裡,童話就成為荒唐的現實。那個裁縫騙子以無作有,裝模作樣,不過隻做一襲皇帝的新裝罷了。比之這個裴延齡,發現百萬有餘匹段雜貨,埋在糞土下多年而不朽爛,這謊撒的,那做皇帝新衣的裁縫,簡直是小巫見大巫了。所以,皇上一旦喜歡聽謊,老百姓也就水深火熱,隻好冇脾氣了。

到底不愧為撒謊冠軍,就在前一年,他已經充分展現了瞪眼說瞎話的專長。“京城西汙濕地生蘆葦數畝,”可到了他的嘴裡,這數畝地變成了“長安、鹹陽有陂澤數百頃”。並且奏稱:該地“可牧廄馬”。從數畝到數百頃,這種荒唐的膨脹係數,讓唐代那些天馬行空的詩人,都不得不佩服這位謊話大王的想象力。

這不禁使我們想起大躍進、放衛星的神話年代,想起那“畝產萬斤糧,爐煉萬噸鋼,超英又趕美,公社萬年長”的紅旗詩歌,想起那“人有多大膽,地有多大產”的豪言壯語。說到底,也跳不出中國人習慣了的,比誰更能說謊話的比賽罷了。

到了恢複理智後的現在,我們翻出當時的舊報紙、舊雜誌、舊圖書,看到那些沸沸揚揚的套紅大字標題,無論編造奇蹟的人也好,無論相信奇蹟的人也好,一定會覺得當時這種集體無意識的行徑,是多麼可笑的了。

結果,德宗還信以為真,還挺當回事,還派有司到那裡去閱視。回來一彙報,哪裡能放養牧馬?純係天方夜譚,根本冇有這回事。本是該追究他欺君之罪的,可是德宗不了了之。正因為有這把大保護傘罩著,裴延齡才肆無忌憚地“恣為詭譎,皆眾所不敢言亦未嘗聞者,延齡處之不疑。上亦頗知其誕妄,但以其好詆譭人,冀聞外事,故親厚之”。

有說謊者,必有信謊者。唯其有信謊者,說謊者才得售其奸;若無信謊者,說謊者冇有市場,謊言也就寢息。可是德宗皇帝信謊,需要謊,這種供求關係,決定了裴延齡在他的位置上得其所哉,誰也奈何不了他。

陸贄早就對德宗說過,裴延齡是“誕妄小人”,不可用,“用之交駭物聽”。到了這種地步,他不得不上書,直抒己見:“……移東就西,便為課績,取此適彼,遂號羨餘,愚弄朝廷,有同兒戲。”也許是氣急敗壞的緣故,竟語不擇句,把德宗比作了秦二世。他說:“昔趙高指鹿為馬,臣謂鹿之與馬,物理猶同,豈若延齡,掩有為無,指無為有。”(司馬光《資治通鑒》)

然而,德宗的耳朵,和其他許多皇帝一樣,也患嚴重的偏聽症,自然聽不進去這番忠言。而那個集吹牛、撒謊、胡說八道與恬不知恥於一身的裴延齡,照舊當他的官,撒他的謊,拍他的馬,優哉遊哉。忠誠正直的陸贄,卻不得不吞下一個單人獨騎,逐出長安,踽踽獨行,貶往遠州的苦果。等到德宗駕崩,順宗接位,纔想起把他召回,可是詔書還冇到達,陸贄就命逝黃泉了。

曆史從來都把說謊者綁在恥辱柱上,這也是應有的正義判決,然而,那些相信謊言,需要謊言,還為無恥之徒、卑鄙小人提供土壤的統治者,正義之劍,總是很少刺及。其實,要冇有唐德宗的信謊,會有裴延齡的說謊嗎?所以,從這個意義上看,對握有權柄的信謊者,由於流毒所及,禍殃一方的災難,尤其不能高抬貴手、寬待這類主犯的。

在中國,從來就是三分天災,七分**。無論水災、旱災、風災、雹災,乃至蟲災,包括公元875年這場蝗災,總是一過性的,而**,則是無法癒合的創口,遺患無窮。

因此,也可以說,那些手中握有權柄的說謊者、信謊者,需要依賴謊言生存者,是比蝗蟲更壞得多多的人類害蟲。